我初中读不到一年，中国就爆发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一下子不要读书了，落得个轻松自在，倒也暗暗高兴，稀里糊涂地过了两年，就突然被冠以“1968届初中毕业生”，被上山下乡的巨浪抛到了闽粤赣三省交界的大山里。
寂寞而艰苦的插队生涯中我莫名其妙地萌发了想读书的念头，而且越发地强烈了起来。人就是很怪，给你读书你不想读，而一旦没有书读了，却又想得不得了。1970年初的一天，我路经县城，竟独自闯入武平一中“革命领导小组”的办公室，称自己是“初中知青”，是否可以续读高中？一位负责人听了哈哈大笑，跟边上的人说，县里来了这么多知青，还是头一回撞见这样的“怪胎”，然后十分严肃地正告我：“你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，跑到学校里来做什么梦？！”17岁的我欲哭无泪，十分委屈地徘徊在平川河畔，做梦就做梦，我近乎赌气地开始了我前途茫茫的读书梦，我要父母收罗各种旧课本邮寄来，我要读书
1974年当教授的父亲被迫提前退休，让我有机会“补员”回城到厦大外文系食堂当了炊事员。我在极为繁杂的体力劳动之后，开始挖空心思地进行学习。高玉宝写的《高玉宝》是文革前一部家喻户晓的传记体长篇小说，工农百姓的“红色经典”，《半夜鸡叫》是其中最妙的一章,被摄制成动画片;而放牛娃高玉宝小时候到地主家的私塾屋后“偷学偷听”的故事还曾编入小学课本。我也如法炮制，学习高玉宝溜到大学的大教室后排“偷听偷学”。大教室很大，一次同时给二、三百人上课，学生来自不同的系别，因此我的“偷听”回回得逞，有惊无险；若遇上相识的老师也都是睁一眼闭一眼。尽管没有课本，课本大都是按人头油印的，但我几乎练就了过耳不忘的神奇，居然在卖饭菜时就叽哩哇啦地轮番用“偷学”来的英语和日语与学生对话，进行口语实践，炊事员与大学生用外语交流，这在厦门大学的食堂史上史无前例的，但当时我只是觉得挺好玩。
1977年夏有了要恢复高考的传闻，但我根本就不敢相信，那时“两个凡是”坚定不移，“教育革命”是“最高指示”中铁定的事，怎么有可能复辟“文革”前旧的那一套呢？然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当机立断，硬是下出了恢复高考一着棋，真乃石破天惊！
由于外语专业对学生的年龄要求比较严格，再加上我的考试成绩被数学重创，结果两轮通知我都榜上无名。我毫不气馁，即刻全力准备下一次的高考，因为我已经看见了可能属于自己的奶酪，感受到新时代的“高玉宝”行将出头的雨露与阳光！就在这个当头，我意外地收到了补发的录取通知书！后来方知，上头有精神，要各校尽可能挖潜力，多招一些饱经磨难的“老三届”学生，我足足作了8年的读书梦终于化成了现实！在上山下乡的大卡车上我是全车最小的知青，而在厦门大学外文系的课堂里，我却是全班最老的学生，我是十分不幸的，我又是万分幸运的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高玉宝写出了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《高玉宝》，而只读到初中一年级的我居然考进了名牌的重点大学！
1978年的春天，在厦门大学外文系举行的盛大的迎新会上，失学长达12年的我禁不住热泪长流，毅然登台，边哭边朗诵了自己写的诗歌——《我的读书梦》！记得开头四句是“这是梦吗，这是梦吗，有谁能告诉我，这不是梦境？”尽管事前根本没有排练，但台下很多熟悉我的同学和老师都争相叫了起来：“COOK（炊事员），不是梦，这是真的呀！”可还有谁知道，一部叫《高玉宝》的宝书在我人生最失落的时候，悄悄为我壮胆加油，“唆使”我“偷听偷学”，为我梦想的实现立下了头等大功！